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第11节(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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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非病不可  中华文明早该大病一场。
  人都是要生病的,文明也一样。而且严格地说,没有哪种文明能够一成不变地长久维持良好状态,正如没有谁能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相反,任何文明一旦成熟,就会开始糜烂,从成熟走向烂熟,从鼎盛走向衰亡。这时,命运和选择就只有两种:要么一病不起,要么浴火重生。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这就像一个人病后产生了抗体,获得了免疫力,甚至新的生命,未必不是好事。
  魏晋南北朝,就是这样一次大动荡。
  之前则是春秋战国。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是产生了第一帝国(秦汉)和汉文明。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隋唐)和唐文明。因此,史家往往将二者相比较:魏晋相当于春秋,南北朝相当于战国。
  这当然有道理。事实上,两次大动荡都因为前一种文明出了问题。春秋面临周文明的崩溃,魏晋面临汉文明的危机,总之是老祖宗风光不再,新问题层出不穷。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周的差错在制度,汉的麻烦在文化。
  因此春秋战国以后,诞生的便是新制度。魏晋南北朝以后,诞生的则是新文化。与汉文明相比,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就连独尊儒术也变成了三教合流(儒释道),尽管官方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仍是儒学。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作用。
  或者说,汉文明的危机,就是儒家思想的危机。
  儒学原本没有危机。当它作为民间思想存在时也是生机勃勃的,孟子甚至还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这种表现为“浩然之气”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恰恰是儒学中最可宝贵的东西,即便在魏晋也并未泯灭。
  就说周顗(读如义)。
  周顗也是魏晋名士,名士的派头和毛病一点不少,比如啸、饮酒、口出狂言等等。他落难时,曾经得到过王敦的帮助,跟王导的关系更是好到十分随便。有一次,王导枕在他膝盖上指着他的肚子说:这里面都有些什么?周顗回答:空洞无物,但像你这样的能装几百个。
  然而王敦兵变时,周顗却坚决维护中央政府,与王敦交战阵前。战败后又奉命出使王营,与王敦当面交涉。
  王敦问:你为什么辜负我?
  周顗答:大人的戎车冒犯朝廷,下官很惭愧地率领六军出战,没想到王师不能振作,因此辜负了大人。
  王敦又问:近来作战还有余力吗?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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