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4节（3 / 4）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返回顶部↑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