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1节（3 / 4）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被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皇帝一个人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皇帝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他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体中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的大意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揿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揿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在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他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笑话。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十一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伟大导师”；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而在欧洲，国王和皇帝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
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扬扬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推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欧洲国王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的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命令的。“无地王”约翰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初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去除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2，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短近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而死，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16位皇帝，平均年龄42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人，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过世，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40岁。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只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有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这些人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派对。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被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忤逆，就施以击脑袋、捶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意思是：他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将之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宋书》记载，他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两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在这个职位上是“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六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探、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常年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朱元璋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返回顶部↑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揿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揿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在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他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笑话。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十一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伟大导师”；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而在欧洲，国王和皇帝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
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扬扬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推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欧洲国王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的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命令的。“无地王”约翰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初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去除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2，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短近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而死，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16位皇帝，平均年龄42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人，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过世，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40岁。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只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有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这些人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派对。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被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忤逆，就施以击脑袋、捶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意思是：他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将之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宋书》记载，他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两百块。
北齐文宣帝高洋的病状则是病理性激情。他怀疑其宠妃薛氏与大臣私通，亲自砍下薛氏的头，将之藏在怀中赴宴。酒席中，他拿出薛氏的头放在盘子里，在座众人大惊失色。他叫人取来薛氏的遗体，当众肢解，取出薛氏的髀骨，制成一把琵琶，边弹奏，边饮酒，边哭泣，叹息“佳人难再得”，伤痛不已。最后，他披头散发，哭着将薛氏下葬，用的是隆重的嫔妃之礼。
……
与这些变态行为相比，北齐后主高纬爱当乞丐，齐废帝东昏侯萧宝卷捕老鼠、睡懒觉、驱百姓，明代万历皇帝二十年不上朝，洪武皇帝滥杀功臣，嘉靖皇帝偏执，天启皇帝沉溺于木匠活儿，都算不上骇人听闻了。
第四，历代皇帝中，事业成功者，也就是说较好地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只占一小部分，基本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圣君”更是凤毛麟角。为后世所纪念和景仰的历代成功帝王加起来不过十数名，而庸主、昏君、暴君则比比皆是，占到百分之九十还多。由于皇帝这个职业挑战性过大，这个阶层中的人，在工作中要体会成功感最难，体会到的挫折感却最多。大部分皇帝在这个职位上是“混”过一生的，因为他们的才能、精力、学识不足以统治如此复杂而辽阔的帝国。
六
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皇帝十分清楚他的一切都是来源于自己的权力。为了保持自己的至高尊荣，皇帝必须牢牢把握住权力，一丝一毫也不能放手。利益的焦点必然是力量的焦点。普天之下有多少精英人物在日夜垂涎、掂量、窥探、谋划着大位。为了让天下人成为自己的奴隶，皇帝自己成了权力的奴隶。他必须像爱护眼睛一样地爱护自己的权力，一分一秒也不能松懈。被剥夺权力的恐惧使皇帝常年神经高度紧张，甚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呈现某种精神病态。朱元璋在写给自己继承人的《皇明祖训》中，就鲜明地表现了这种过度戒备心理。他说：凡帝王居安之时，应该常怀警备之心，日夜时刻不可松懈，这样才不至于被人所窥测，国必不失……每天都要当成是在战场上一样，白天注意观察周围人的言语举动，晚上要严密巡查，搞好宫内安全保障。即使是朝夕相见的心腹之人，也要提高警惕，所谓有备无患也。如果有机密之事要与亲信商量，需要屏退旁人，那么也不能令护卫们退得过远，最多十丈，不可再远……兵器、甲胄，不离左右，更要选择数匹良马，置于宫门及各处城门，鞍鞯俱全，以防意外……
为了保证自己的意志绝对畅通，为了保证自己对权力的独占，皇帝们一再地粉碎对皇权的任何威胁和挑战，同时也不得不把自己变成牛马，担负起沉重的工作负荷。在皇帝体制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那些雄才大略的皇帝，每一个都不得不成为工作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一百二十斤竹简文件才能休息。朱元璋说自己“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据史书记载，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月的八天之内，朱元璋阅读奏折1660件，处理国事3391件，平均每天要阅读奏折两百多件，处理国事四百多件！雍正皇帝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在位十三年，写出了一千多万字的朱批。
康熙皇帝对历代帝王短寿有自己的解释。他在遗诏中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帝王多享年不永，书生们每每因此多有讥评。他们怎么知道，皇帝面对的政务之烦，使人不胜其劳。做大臣的，想做官就做官，不想做就不做，回家抱抱孙子，优游度日。皇帝就没有这样幸福。皇帝的重任不可以托付给旁人，所以舜帝直到死在苍梧时，禹帝直到死于会稽那一天，都没有享受过安宁的生活。当了皇帝，就没有退路，怎么敢奢想安逸？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