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3节（3 / 4）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但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两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两白银，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家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此次敬观弓钺，遍抚旧迹，心中感慨良多。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或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000，000增至919，000，000，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0，000，000增至313，000，000，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启动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秘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他在表面上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至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同样问题多多。嘉庆的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也正是因为争储，导致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让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都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他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最大的优点，实际上也是他最重的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返回顶部↑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但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两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两白银，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家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此次敬观弓钺，遍抚旧迹，心中感慨良多。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艰难祖业，永守毋忘……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二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或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
与此同时，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十八世纪，世界人口从641，000，000增至919，000，000，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0，000，000增至313，000，000，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启动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三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了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秘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和其他几个兄弟一样，自始至终，他在表面上都装得淡泊无比。因为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更何况自己有这样一个精明、敏感、犀利、苛刻、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太子这个职位，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从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就以大唐王朝的太子们为例吧：大唐王朝第一个太子李建成死于弟弟李世民之手；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与父亲反目成仇，谋反被废，幽禁至死；唐高宗和武则天所立的前三个太子李忠、李贤、李弘，都被武则天杀掉；唐玄宗的太子李瑛先是被废为庶人，随即赐死；自宪宗以后，皇帝生前所立太子几乎无一能即位，大抵老皇帝一死，太子就被宦官杀害……
有清一代的权力交接，虽然不如唐代一样血腥，但同样问题多多。嘉庆的祖父雍正皇帝那辈，也正是因为争储，导致兄弟阋墙，血流成河。在自己的兄弟辈里，因为这个太子之位，也已经让两个人身亡：大阿哥永璜因为年龄居长，又不够聪明，在乾隆的嫡子早夭后表现得不够悲痛，因此被多疑的乾隆皇帝指为“图谋大位”、“幸灾乐祸”，忧惧过度，在二十三岁时一病身亡。虽然一句话吓死了大儿子，乾隆也心有内疚，但是他严防皇子皇孙觊觎权力的决心并没有因此稍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乾隆非常喜爱的皇长孙绵德与一京官互送礼品之事被他得知，他立刻削去绵德的王爵，罚他去守泰陵。同年七月，一个山西小吏向出继出去的四阿哥投信，被凌迟处死，四阿哥也因此背了个黑锅，于几个月后忧惧而死。乾隆皇帝不断地通过强硬的举动，向所有人证明，任何歪门邪道、阴谋诡计都是自取灭亡。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座独木桥，一失足就会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都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他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力的态度，他都会考虑和权衡。“稳健”，他自以为是自己最大的优点，实际上也是他最重的枷锁。
四
除了“安全第一”的性格局限外，头脑和观念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一个从书斋中成长起来的皇帝，一登上帝位，他手中除了“圣人心法”和“祖宗旧制”，没有任何新的利器。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