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4节（2 / 4）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被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作用不大。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的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被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在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之后“开倒车”的举动，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的时间、路线，一点儿也不走样，打到两只猎物，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自己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但是皇帝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轿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的时间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他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批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他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他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他将睿亲王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奢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返回顶部↑
三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毫不犹豫地掐断了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康雍乾时代的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被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十八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
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两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在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之后“开倒车”的举动，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缘木求鱼
一
如果综合评价起来，嘉庆帝可能是清代帝王甚至是中国历代皇帝当中私德最好的。
他是个禁欲主义者，不给个人享受留一点空间。甚至到木兰围场围猎，都完全是“遵守祖制”的需要，而不是因为自己喜欢打猎。他严格按照先祖的时间、路线，一点儿也不走样，打到两只猎物，就立刻赶回去看奏折，绝不因景致优美而多耽搁一刻。“欲望”在他看来是最危险的东西。他的一生，从没有被声色、珍玩、不良嗜好所迷。
他也是清朝除了康熙以外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心地确实很善良，也很善于用小细节表现自己的爱心和温情，为自己营造一个“亲民”、“仁慈”的皇帝形象。
每次出巡路上，只要遇到百姓拦轿喊冤告状，他一定停下来，细细询问，批示有关部门迅速办理。他说，老百姓敢于拦御轿，那么一定是有比较大的冤屈，自己再劳累也要及时处理。东巡盛京时，他甚至还亲自审问民案，为百姓做主。
他待人非常平易。有一年，提督湖北学政杨怿回京觐见皇帝，正值酷暑，皇帝正挥扇不止。一见杨怿进来，皇帝立即将扇子放在一边，非常详细地向他问起地方上的种种情况，虽然汗出如雨，浸透纱袍，但是皇帝没再拿起扇子。因为按体制，大臣在皇帝面前不可以挥扇，所以皇帝宁愿与大臣同甘共苦。杨氏晚年回忆录中写到此事时，仍然感动得痛哭流涕。
嘉庆皇帝的心非常之细。亲政不久，他就下诏说，乾隆皇帝曾赐一些功高的大臣紫禁城骑马的特殊待遇。然而，满汉大臣有所不同。满洲蒙古大臣平常习惯骑马，汉大臣却很少会骑马的。所以，他特意下旨，规定享受紫禁城骑马待遇的汉大臣，特别是那些年迈力衰或体弱多病之人，可以乘车轿到紫禁城。
甚至在他最粗暴的一次表现中，仍然含有温情的成分。虽然他对洪亮吉的奏折十分恼怒，但是在洪亮吉被关进刑部大牢后，他仍不忘专门派太监到刑部，传达一句“读书人不可动刑”，让刑部善待这个政治犯。这句话让洪亮吉感动了一辈子。
在他去世后，朝中大臣无不对他充满怀念。
二
在二十多年的统治中，嘉庆皇帝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政治作风。
即使不说嘉庆皇帝是清朝最勤政的皇帝，也得说是“之一”。他深得乾隆皇帝真传，生活起居的时间如同钟表一样精确。在位二十五年，他没有一天不早起。读完“实录”后，天往往还没亮，他就秉烛批阅奏章。他事事躬己总揽，早膳后召见大臣，往往多达十余人，批览奏折几十件，常常是忙得忘记吃午饭。遇到外出巡视时，他更要早起数刻，提前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在这点上，他颇有祖父雍正皇帝“事业狂”之作风。
从皇子期间养成的每天大量脑力劳动的习惯，使工作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需要。一天不办公、不理政，他就浑身不舒服。嘉庆中期的一天，他早起参加一个祭祀典礼。典礼完成后，才上午十点钟，他决定回到乾清宫接见大臣。不料一问御前侍卫，侍卫说今天没有官员请求接见。皇帝有些怀疑，为何今日如此空闲？一问军机，这才知道，本来是有几名大臣要奏事的，可是睿亲王考虑到皇帝参加典礼，已经很累，况且天气十分炎热，为了让皇帝节劳，私自把他们安排到第二天引见。
得知此情，嘉庆皇帝勃然大怒。他申斥睿亲王：“朕年方四十，虽日理万机，但从不以此为劳。引见这么几人，本来也不足为劳。睿亲王如此大胆，擅自改动官员引见日期，意欲何为？”一番训斥之后，他将睿亲王交宗人府严加议处。睿亲王好心没好报，被降职罚俸。
和其他皇帝不一样的是，别人是“靡不有始，鲜克有终”，而嘉庆帝从来没有出现“倦勤”的情况。他的耐性、毅力，古今无二，天下无双。一直到临死，他还是保持这样的敬业精神，没有出现过任何懈怠。嘉庆十年（1805年）十二月，他依照惯例到中南海的瀛台观看冰技。碰巧那日没有奏折递进来。皇帝回宫后，无公事办，十分生气，下旨给大臣：“朕每日孜孜不倦，勤求治理，即使外出，也必早起数刻，办完事才出去。你们这帮大臣，怎么能上行而下不效？我去看冰技，也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大冷天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倒趁机在家睡懒觉，畏避早寒，年长者尚可宽恕，年少者就大可恨。”于是传旨，将满汉文武大小衙门的官员，一概严行申饬。
节俭也是嘉庆皇帝坚持一生的品质，他牢记父亲晚年的教训，对奢侈浪费一直深恶痛绝。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五十一岁寿辰时，御史景德奏请依照前代皇帝做法，在皇帝万寿时，于京城演剧十日，并请以后每年都以此为例。嘉庆览奏，勃然大怒，说：“朕亲政以来，唯以民生休戚为念，从无崇奢浮侈之事。况且朕就是真想大办庆典，你作为言官，也该劝阻才是，而你反以这种事上奏，实在太可气了。”于是将景德以“溺职”罪革职，发往盛京（今沈阳）去充当苦差。这个马屁重重地拍在了马脚上。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