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七章 向食利阶层开战（1 / 2）
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奋斗的社会，上进的国家。
举个例子，政府部门的人数就能说明这一点，许多官员每天从早忙倒晚，这样才对得起高薪。
让你来高喊民主，高唱权力与义务，不是让你来享受的，不是让你来靠着压榨纳税者的血汗钱来当官老爷的。
整个政府部门机关的用人制度，也是李安生强力支持，反复向袁世凯与段祺瑞陈情之后获得通过。
不过，北洋系的统治并不能让李安生满意，所以他要取而代之。
本来他还对段祺瑞有所期待，但没想到老袁还是棋高一着，把持总统权力。
老袁还是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能纵容段芝贵等一干不学无术之人身居高位，这本身就极为的不公平，破坏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安生要上台的话，必定会纠正这一点，让中华民国政府重新焕发活力，优者胜能者上劣者汰，没有什么人情不人情。
权力阶层必须要干净，什么政治大家族，什么派系，都要给扫进历史垃圾桶。
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食利阶层，而且这个食利阶层还是恐怖的特权阶层。
何谓“食利者”呢？据《史记 .吕不韦列传》记载：“食客者三千人”。这里的“食客”即所谓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于豪门贵族并为之服务的门客”，后又演变为今天的“饮食客店之顾客”，可以说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谓“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钱财，特别是依靠放高利贷为主要来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列宁称他们“终日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的腐朽阶层，曾在历史上遭到人们的唾骂和谴责。
“食利阶层”就是“食利者”群体的总称。
这部分人，可不等于后世李安生他们熟知的中产阶级。
“食利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对于“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黄二帝和尧、舜、禹，他们以“家天下”为宗旨，与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过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生活。
可是，禹的儿子启变“家天下”为“天下为家”，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且蹲上帝王的宝座，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后来又有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时期的“说客”、“门客”、“食客”，都孕育着“食利阶层”。其中，“食客”的出现标志着“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创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备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后又有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食利阶层”又前进了一步。建立在豪强地主基础上的东汉政权又使其进一步发展，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础。这是“食利阶层”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食利阶层”的典型发展时期。它不仅有三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尤其是后者，他们都是“食利阶层”的典型。
所谓“士族”，有称“世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食利阶层”，也是最腐朽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为所欲为，专横跋扈，欺凌百姓，无恶不作。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食利阶层”就像毒瘤一样根植于中国人类社会。
从隋唐之后，这个食利阶层才逐渐的开始出现改观，隋炀帝开创科举制；武则天在其基础上增开武举、创殿试、设“南选”，将士族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扩大了地主阶级队伍，巩固了当朝统治；后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给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使它名存实亡；宋元明清时期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补，使其隐藏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纵观后世中国的许多官二代与富二代，无非就是这个食利阶层的延伸，他们因为特权因为政治资源，在权力上，在经济上逐渐的控制了社会命脉。
可以说，食利阶层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对手，敌人。
这个阶层，与中产阶级是对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后世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看来，目前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可以归入到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比如像求新机器厂这样的充满奋斗意味的民族工厂。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沪等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工厂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教师、医师、律师、商人等在加入中产阶级，另外一些高级蓝领，比如有着超高技艺的技师与技工，他们也成为了高收入群体，加入到了拼搏奋斗的行列。在东北，许多的农艺师以及农场投资者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甚至收入不菲，他们不等同于地主，而是新兴的阶层。
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中国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帝制，刚刚摆脱了大山一样的皇权食利阶层，万万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上至帝王将相，下达皇亲国戚，还有地位显赫的豪门贵族和地方财主，均系“食利阶层”之列。这就如同以皇帝为中心而辐射开来的“裙带”关系网，他们不仅享有减免赋税，封妻荫子等权利，而且还可以利用职务徇私枉法，犯奸作科，败坏纲纪伦理。 ↑返回顶部↑
举个例子，政府部门的人数就能说明这一点，许多官员每天从早忙倒晚，这样才对得起高薪。
让你来高喊民主，高唱权力与义务，不是让你来享受的，不是让你来靠着压榨纳税者的血汗钱来当官老爷的。
整个政府部门机关的用人制度，也是李安生强力支持，反复向袁世凯与段祺瑞陈情之后获得通过。
不过，北洋系的统治并不能让李安生满意，所以他要取而代之。
本来他还对段祺瑞有所期待，但没想到老袁还是棋高一着，把持总统权力。
老袁还是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能纵容段芝贵等一干不学无术之人身居高位，这本身就极为的不公平，破坏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李安生要上台的话，必定会纠正这一点，让中华民国政府重新焕发活力，优者胜能者上劣者汰，没有什么人情不人情。
权力阶层必须要干净，什么政治大家族，什么派系，都要给扫进历史垃圾桶。
只有这样，将来才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食利阶层，而且这个食利阶层还是恐怖的特权阶层。
何谓“食利者”呢？据《史记 .吕不韦列传》记载：“食客者三千人”。这里的“食客”即所谓的“食利者”，它是“指古代寄食于豪门贵族并为之服务的门客”，后又演变为今天的“饮食客店之顾客”，可以说它是最早的“食利者”。所谓“食利者”就是指依靠土地和钱财，特别是依靠放高利贷为主要来源的地主和放高利贷者。列宁称他们“终日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种种特权，是社会的寄生虫，社会的腐朽阶层，曾在历史上遭到人们的唾骂和谴责。
“食利阶层”就是“食利者”群体的总称。
这部分人，可不等于后世李安生他们熟知的中产阶级。
“食利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阶级，它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历史产物。
对于“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盟首领炎黄二帝和尧、舜、禹，他们以“家天下”为宗旨，与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过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生活。
可是，禹的儿子启变“家天下”为“天下为家”，边“禅让制”为“世袭制”，并且蹲上帝王的宝座，开始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食利者。后来又有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春秋时期的“说客”、“门客”、“食客”，都孕育着“食利阶层”。其中，“食客”的出现标志着“食利阶层”的产生和萌芽。
始皇帝一统天下后，创立了一系列整套完备的封建官僚制度，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位皇帝和地主阶级的最高代表。后又有汉高祖刘邦大“封同姓王”、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食利阶层”又前进了一步。建立在豪强地主基础上的东汉政权又使其进一步发展，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和“庶族”奠定了基础。这是“食利阶层”的发展阶段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食利阶层”的典型发展时期。它不仅有三国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西晋时期的“八王之乱”，还有南北朝时期的“士庶之别”，尤其是后者，他们都是“食利阶层”的典型。
所谓“士族”，有称“世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典型的“食利阶层”，也是最腐朽的社会阶层，社会的寄生虫。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为所欲为，专横跋扈，欺凌百姓，无恶不作。他们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食利阶层”就像毒瘤一样根植于中国人类社会。
从隋唐之后，这个食利阶层才逐渐的开始出现改观，隋炀帝开创科举制；武则天在其基础上增开武举、创殿试、设“南选”，将士族纳入统治阶级内部，扩大了地主阶级队伍，巩固了当朝统治；后经过唐末农民起义给士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以至使它名存实亡；宋元明清时期进行了或多或少的修补，使其隐藏在人类社会中，一直延续到今天。
纵观后世中国的许多官二代与富二代，无非就是这个食利阶层的延伸，他们因为特权因为政治资源，在权力上，在经济上逐渐的控制了社会命脉。
可以说，食利阶层是中国能否真正实现民主的一大根源，最大的对手，敌人。
这个阶层，与中产阶级是对立的，甚至起到了反作用。
后世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一般为大多从事脑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同时，他们大多具有良好的公民、公德意识及相应修养。
这是李安生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在他看来，目前的民族资产阶级都可以归入到中产阶级，他们对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比如像求新机器厂这样的充满奋斗意味的民族工厂。
另外，李安生也看到了，在江浙沪等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司工厂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教师、医师、律师、商人等在加入中产阶级，另外一些高级蓝领，比如有着超高技艺的技师与技工，他们也成为了高收入群体，加入到了拼搏奋斗的行列。在东北，许多的农艺师以及农场投资者也成为了中产阶级，甚至收入不菲，他们不等同于地主，而是新兴的阶层。
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
“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
中国好不容易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取消了帝制，刚刚摆脱了大山一样的皇权食利阶层，万万不能重新回到原来的轨道。
以皇权为核心的地主阶级，上至帝王将相，下达皇亲国戚，还有地位显赫的豪门贵族和地方财主，均系“食利阶层”之列。这就如同以皇帝为中心而辐射开来的“裙带”关系网，他们不仅享有减免赋税，封妻荫子等权利，而且还可以利用职务徇私枉法，犯奸作科，败坏纲纪伦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