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9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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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们提到的河南嵩县老曼场“万顺天国”皇帝李成福,他用来宣传自己神异的仅仅是两个证据:一个是他姓李,所以他是唐朝皇帝的后代。另外一个是他手相特殊,“一只手的纹是命子旗,另一只手纹是乌纱帽,这是天子相”。仅靠这两个证据和几本《奇门遁》《推背图》,再加上巧舌如簧,他就成功地网罗了高峰村前任生产队长谭振军、会计谭某、村医张某以及另外一个村的前民兵营长万玉忠等骨干。酷爱诗歌的共产党员万玉忠还在李成福的笔记本上题诗四句,以示忠心:“我与富贵处今春,相互情谊沧海深。四海为家干事业,万里征途永鹏程。”
  与皇帝梦相配套的是“将相梦”。皇帝只能出一个,大臣的职位似乎更“现实”一些。乱世之时,投身军旅,拥戴新君,由布衣而为将相,那也是相当诱人。在新中国发生的“皇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些人都颇有“群众基础”。据《涤荡尘埃:新中国反邪教斗争》记载:1950年,自称“紫微星”的山东人石东林“出世定国”,参与的各路会道门徒多达三万多人。1955年的“浩天尚国”事件,封了一百多名高级官员。1983年的“农合佛国”,分封了一百九十九名“宰相”、“国师”、“娘娘”。许多农民为了将来享受福贵,争相投靠,争做“宰相”、“国公”、“保国将”、“九省元帅”等大官,更有不少妇女,主动投身,争相做“妃子”、“娘娘”。1978年,四川人蔡昌诚以“验体选妃”为名,使得二十多名妇女主动投入他的怀抱。而晁玉华的大圣天朝,她的弟子五百人中,既有党员、厂长、警察,更有县团级干部、正营级军官。
  六
  虽然披上了基督教的外衣,但是“拜上帝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实质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基督教的落脚点是彼岸,而“拜上帝教”和所有中国民间宗教一样,神秘的外衣下隐藏着的是炽热无比的现世欲望。
  经过反复衡量思考,洪秀全终于决定起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近世烟风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明主指朱元璋,汉皇指刘邦。这两位由布衣而为天子者,是天下所有男人的超级偶像。
  道光三十年,正当广西各教门纷纷聚众起事之际,洪秀全发布“团方令”,要求所有信徒携带所有家口,烧掉自家房子,到金田镇集合。所谓“团方”,是“团圆”、“团聚”之意。洪秀全发布“团方令”时,只是说要他们来参加宗教仪式,并且恫吓信徒: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为了躲避这场“大灾”,这些人才被各路教首带领来到金田,他们根本想不到自己这次“团方”要押上身家性命。直到和官兵打仗的前一天,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要参与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起义。一万多人的队伍中,只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六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其他人,都是稀里糊涂就成了“伟大”的起义者。
  要把这样一群毫无准备的“顺民”变成英勇的“革命战士”,洪秀全的动员方式之一是许诺这些追随者,起义成功后,他们都将是世袭的官僚: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威风无比……享福无疆。
  太平天国教育干部的《天情道理书》说得更明白: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当,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鸿恩。升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紫荆事略》载,在入“拜上帝会”之初,许多信徒把家产贱价出售,破釜沉舟,全家入教。邻居们表示不理解,这些广西老兄弟解释说:“我太守也,我将军也,岂汝辈耕田翁耶!”其妻子也说:“我夫人也,我恭人也,岂汝辈村妇女耶!”显然,美好的蓝图引导他们毅然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也是旧式起义的基本规律之一。用金钱、土地、爵位对农民进行诱惑,远比宣传空疏的“天下大同”更有效果。
  正如它的名字所揭示的,林清加入的“荣华会”的主要宗旨就是使信众“荣华富贵”。教首们向教徒口授“真空”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朝太阳叩头。声称只要念“真空”八字诀,一可以消灾免祸,二可以不受穷。
  “荣华富贵”的念头迷惑了许多人,其中甚至有一位大清帝国的高级武官。曹纶加入“荣华会”,被嘉庆皇帝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奇之又奇”之事,因为此人出身名门,曾祖、祖父和父亲都是品级不低的官员,曹纶本人也是大清王朝的四品武官。这样一个高级武官入教,原因非常简单,那就是想摆脱穷困。曹纶的父亲在知府任上死于苗民起义,家产也毁于战火。曹纶携父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甚至“衣衫褴褛,不能出门当差”。嘉庆十六年(1811年),他升任正四品的独石口都司,但因为这个官位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仍然穷困潦倒。林清在这个当口及时出手接济,让他能有体面的衣服和车马去官府当差,又宣传说“荣华会”的咒语可以对抗穷神,使他的财运迅速改变。曹纶遂拜林清为师入了教。《清代八卦教》记载,“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曹纶交代自己的入教动机时说:“实在穷极无奈,贪图富贵,料得林清事成后,自然给我一、二品。”
  事实上,林清的事业发展得如此蓬勃,主要就是因为他抓住了人们改变命运的渴望,在传教手段上有所创新。开始他宣传,加入他的宗教是一种一本万利的投资。如果你交一份“根基钱”,那么将来你会得到这个数额十倍的回报。后来他更敏锐地抓住普通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承诺那些人交一百个大钱以后就会“得地一顷”。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军录》、《刘第五供词》等史料载,这个办法“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就“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这些对未来充满幻想的人成为日后起义的中坚力量。
  林清的“条件”不光吸引了普通农民,甚至对一些富人来说也极有诱惑力。天理教为壮大势力,利用富人们对权力的渴望,也给他们许下重诺:“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写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做据。”有的财主出银一百两,得到了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承诺。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也是因为听到“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的承诺,慨然入教。
  这种手段并非林清的独创。发放原始股并承诺巨额回报,在中国起义史上屡见不鲜。乾隆初年,冯进京、王会的“收元教“,直接和教徒们签订“合同”。“合同”的内容是根据教徒交款多少,承诺将来的官职多大。那条件真是极其优惠:交二两到十余两者,将来成事后就可以封王;交一千钱,就可以封大将军、总兵;交几百文者,就可以封兵备道。《朱批档》,乾隆十八年八月初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上说,由于分封太滥,以致“有妇女幼孩而称总兵者,有给钱数百两而称为王公者”,其荒唐把清政府官员都逗乐了,地方当局认为,这实在“有类疯癫,其非素蓄逆谋可知”。
  七
  “皇帝案”的制造者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他们想象力特别发达,特别享受沉醉在无边无际的白日梦中的感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显得特别幼稚,特别急功近利,迫不及待。在起事之初,他们就沉醉于大封爵位、大订“礼仪”,而把更重要的“革命准备”置于脑后,使惊天大事沦为一场场笑话。
  《北京市人民法院案例选编》中有个案例:1950年自称“明道大皇帝”的山东人李懋五是一个颇具浪漫主义气质的幻想家。起义之前,他做的最主要准备工作是规划新朝代的国号和国旗以及行政区划。他经过冥思苦想,想出了“大顺国”和“日月龙凤旗”为国号国旗,又筹划在河南河北方圆八百里左右的地方建立一座中京和十道城。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津津有味地为自己设计了九宫十八院的皇宫,并画好了蓝图,设计了建筑细节,准备日后细细兴建。他还废寝忘食地为自己构想了216名妃子,设立了九相十八卿,以及216名群臣组成的官僚体系。同时,他修订了日历,设计了新朝的服装,为此消耗了无数脑细胞。在设计这一切的时候,他一定沉浸在做白日梦的巨大愉悦之中。
  “中原皇清国”的老“皇帝”张清安在起义前也已经详细制定出新朝的法律和制度。他于1982年6月22日至28日间,以毛笔写出了新王朝的大纲大法,即四万多字的《天律森吏》。这部文件分为国令、国法、国政、国史、信财、三乘九品、薪玉案等七个部分。国令说:“清锋(钅匽)铖安天下,无忠不孝要斩杀。还清山河不完税,天下同胞世(应为是)一家。”国法则设“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条。国政中把人分成十一等,画成“安位天下图”。接着他又写出《三乘九品》、《五律归亲》、《四祖礼本》、《古玉观》等关于新朝礼制、文化建设的许多大作。
  另一个重要的准备就是给骨干们大封官爵,让他们提前享受一下“发迹变泰”的快感。张清安不光封了一个建筑公司工人为“副皇帝”,还封了“武侯王”、“西蜀王”、“巡府”(当是从巡抚联想来)、“国翁”、“通天师”等一大批官。此外他设立的官员体系中还有“贤臣”、“清相”、“先行”等闻所未闻的名目。封高兴了,他甚至顺手把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封为“威国王”(他不知道蒋介石已死),并发布了《皇清圣诣(旨的别字)职字第五号》,全文如下:奉
  天承命 准此 蒋中正为中原皇清国威国王一职右给 蒋中正 执存
  赞曰
  威国享民 八方服心
  国泰民安 天下太平
  中原皇清国岁次元年 秋望日(印)准给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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