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第9节(2 / 4)

投票推荐 加入书签 留言反馈

  封完爵后,张清安又兴兴头头雕了十八枚大印,发给各级重要官员。皇帝的玉玺玺文为“皇清玉帝”,二寸见方,由心灵手巧的张清安亲自设计、亲手雕成。其余十七方,按照不同的级别,尺寸有严格规范:朝廷一级的一寸五见方,府州一级的一寸见方,县乡级零点八寸见方,材质皆为梨木。
  八
  洪秀全的心理状态,与上两位大同小异。作为一个社会最底层走来的落魄童生,洪秀全在革命过程中最关心的就是划分等级、明确各级人员身份,以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做这些事,他可以说是迫不及待,为之心醉神迷,完全不管军情紧急不紧急、形势允许不允许。
  起义军攻占的第一个“大地方”是一个叫东乡的小镇。占了小镇后,虽然四周已经被清军围得水泄不通,但是整个东乡镇忙忙碌碌、热热闹闹。原来,洪秀全正忙着举行登基大典,正式登基做了“天王”,自称为“朕”,群下对他称“主”。起兵不到三个月,刚刚占领了一个小镇子,在敌人日渐合围的艰险时刻,就开国登基,竖起大招牌,实在称不上明智之举。
  太平军攻占的第一个城市是县城永安。一万乡下人进了城,感觉自然和在东乡的时候大大不同。洪秀全仍然一如前例,关上城门,准备固守,一心一意做起天王。一进永安城,他就命令人们把州衙改为“天王府”,大加修缮,墙上用杏黄纸裱糊,地上铺满红毡,厅前排列着花盆。“天王府”的各门分别悬挂“第一朝门”、“第二朝门”、“第三朝门”、“第四朝门”的牌子,门上都涂上皇帝专用的明黄色,画上龙虎图案。
  住进“天王府”,洪秀全先给自己选了三十六个女人,封为三十六个娘娘,然后就开始大封王爵。封杨秀清为东王,“管制东方各国”;萧朝贵为西王,“管制西方各国”……
  素质问题
  一
  阅读这些“起义”、“暴乱”或“案件”资料时,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为什么这些荒诞不经的宣传和漏洞百出的承诺,能够召集那么多信众?
  历史上许多起义领袖的骗术,都是非常幼稚的。八卦教曹顺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声称自己是“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并捏称教中人“各有来历”,或是罗汉转世,或燃灯佛转世,或者是海瑞、魏延、徐庶、杨业、哪吒、孙悟空转世。他梦想坐朝登基,决定扯旗造反,“恐人畏惧枪炮”,又捏说他“有法术能避火器,不怕枪打”,以壮其胆。这简直就是义和团的预演。这种幼儿园水平的宣传,居然也使他成了小小领袖。
  乾隆十七年,湖北发生过一起“马朝柱谋反案”。此人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又对大家宣称,他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竟骗得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解放后的案件中,当事人使用的骗术也十分可笑。
  “中原皇清国”的“皇帝”张清安的动员手段其实十分简单。他只是对当地老百姓宣传说:“我是孝子,玉皇派我做中原皇清国皇帝,下凡来普度众生,今年七月有大难,我叫谁活谁才活。”他到枣林公社清滩村,对村民们说:“枣林公社的干部和恶人要死定,全公社只留213人,你们村只留18人,你们队只留3人。”一通神乎其神的吓唬,好几个人就做了他的信众。六十多岁的张清安甚至还以这套说辞骗得十八岁的处女雷某上床,事后封之为“一品夫人”。
  攻占了县医院,拘留医生护士,毁灭了计划生育用品的“大有国皇帝”曾应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现的“皇帝”中,算是颇有“雄才大略”的。不过他的“雄才大略”也不过表现为在起事前先制造了“假龙沉,真龙升”等民谣,为自己登基进行秘密宣传,并编造了娃娃鱼献瑞等故事来证明自己的“不凡”,同时还策划了一班大臣千里赴河南迎驾,拥戴他登基的大戏。
  如果说解放前旧中国教育不普及、资讯不发达,人民容易被皇帝梦所迷惑,那么新中国国民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以前已经有了质的提升。解放前,全国90%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如今成人识字率已达到81%。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资讯更为发达,何以还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不得不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只有温文尔雅的孔孟之道,也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中的民间智慧,以及数不清的、杂乱无章的迷信传说。构成我们这个社会主体的农民,千百年来“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很多时候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
  由于缺乏教育,中国很多农民自我意识薄弱,社会认知结构简单。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他们不能深入分析社会痛苦的来源,只能用自身笼统的感觉、狭窄的经验以及迷信的传统来分析世界,以“劫难说”来解释一切。
  直到今天,许多农民的思维结构与传统时代仍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们乐于相信种种神怪现象,愿意把命运交付给神灵。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农村调查——封建愚昧意识和道德沦丧现象在农村十分严重》中描述:“近几年来,走到农村(尤其是中南部及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五花八门的庙宇蓬勃发展,农村传出个谣言就可能产生一个庙宇,出个大人物可能会伴随一个神灵。”农民缺乏主体意识,盲目崇拜权威,习惯依附和顺从,很容易被狂乱情绪所挟裹,彻底丧失理智,成为一出出廉价悲剧的殉葬品。
  二
  他们没有番号、旗帜,没有盔甲、武器,穿着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衣服,手里握着菜刀、锄头、扁担,前头还赶着自家的一头小毛驴,驴上面坐着老婆孩子。一位曾经被农民起义军掳入军中的读书人这样回忆他的见闻:“又服饰不经,或戎服,以白缯缠首。或纱帽补服,文武九品互用;或取神庙金色幞头及龙袍着之。而其下参游都守备则尤不伦,有衣冠至璀璨者,有褴褛类乞丐者,每朔望则杂沓而至。”
  相对正规军,他们的组织能力、军事技术和战术水平显然都相当业余。他们的军事教材,就是《水浒》、《三国》,他们的军事领袖都是自学成才,在失败中逐渐成长。他们不需要后勤部门和装备部门,打到哪里抢到哪里。如果有饥民大批来投,他们当然欢迎。如果没人来壮大队伍,他们也不发愁。东晋时孙恩起义,“所过城邑,焚掠一空,单留强壮者编入队伍,妇女老弱,皆投诸水中”。关于明末的起义队伍,也常有这样的记载:他们想发展队伍,就把一村一寨的房屋都烧光,强迫一村的青壮年入伙。他们拿着刀一个一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想留下来。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么他们便说:“那好,我就送你回家。”一刀砍了完事。如果愿意留下来,他们还要追问你家里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说有,还要问:“想不想他们?”如果回答是想,那么,对不起,也得一刀砍了。如果谁被逼入伙后又逃跑,那么不是割了耳朵就是割去鼻子,以为警诫。
  三
  这样一支军队,如果缺乏出色的领导,当然会一败涂地。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虽然千千万万,但是成功的不及万分之一,主要的原因不在于“反动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革命者出人意料地缺乏能力。
  道光三年,马万良父子的起义就是一出闹剧。直隶清河县人马万良、马进忠是“八卦教”教首。和林清一样,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信徒后,他们父子做起了皇帝梦。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三十多个教徒的拥戴下直接称帝。父亲马万良后来在供词中是这样交代的:(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天心顺”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那日男女徒弟并未到齐,有当面封的,有未到先封的,也有十一月二十五日继子回家在那里封的。
  导演完这场“登基”闹剧以后,马氏父子毕竟也知道农村土炕算不上“龙廷”。为了实现帝王梦想,马进忠决定实施攻打临清、清河的“计划”。但是计划实在太雷人了:他们打算在道光三年十二月十五在临清城外会合,“暗进临清西门,夜晚动手,乘人不备,光抢文武衙门,得了枪炮再回去抢清河县城。有了人马器械,再商议二月初取龙抬头吉日起身,一路打抢北上。众各允从”。他们以为凭几百个人,赤手空拳,就可以顺利抢得枪炮。抢了之后,还要回家顺顺当当过完年,过完正月,再从容不迫地去北京做皇帝。这样的计划岂非痴人说梦?事实上,马进忠并没有为攻打临清做任何现实的物质准备,而是在“登基”之后,二十四日,忙着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皇后”刘氏一同“衣锦还乡”,回到了清河县。在大事招摇不久,便被地方民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三百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从马进忠“登基”到被捕仅两个月。一场“皇帝”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那些大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战略水平也十分低下。《靖逆记》卷五《李文成》记载:因为想登基坐殿,享受帝王滋味,在嘉庆十六年左右,林清就和骨干们准备起义事宜。他们早早地定下了起义时间,那就是两年后的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一般来说,起义需要根据当时的形势因势利导地决定时间、地点。他们为什么早早就决定了两年后某一天的具体时日呢?原来,嘉庆十六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教首们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午时起事”。
  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林清召集骨干力量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起义事宜。他们议定,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于九月十五同时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总人数数万,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坐殿。
  然而,由于目光短浅、组织松散、领导无力,这次起义进行得毫无章法,最后以惨败告终。
  我们先来看看山东的起义。山东教徒按计划准时于九月十五午时举行了起义,趁着清朝地方官员毫无准备的机会占领了两座县城。但是在杀了县官、劫了监狱后,起义军就忠实地听从“发财”这一教旨的指导,据《朱批奏折》,他们集中精力于“抢当铺、钱铺”,然后“仍出城各分股散逸”,四散而走,“游奕于定、曹、单三县之间,劫掠村庄、食物”。“从九月初十至九月末,山东八卦教徒仅只贪眼前小利,劫掠商号、抢府库,根本没有任何战略意图,结果坐失良机。”
  清政府的正规军杀到后,发现这些起义军不堪一击。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战备意图,更要命的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严明的纪律,和经过训练的兵源。不少人属于被临时裹胁,仓促上阵的普通百姓,而军事首领仅知抢劫财货,以饱囊驮,不知死已临头”。官军发现“该逆匪并无纪律,亦无技勇……其被胁之人,一见官兵,即将刀仗抛弃,拼命奔逃。并有脱衣跪地者。其剿残零匪,俱逃往曹县之启家集”。这些革命者很快就被清朝地方军队消灭了。 ↑返回顶部↑

章节目录